稳稳地靠在“玛鲁鲁”号汽船的舷杆上，那个打着黑领结、身着白色夜礼服的英俊小子风度翩翩，就像复苏了的“箭”牌衬衫广告画上的模特，此刻他正心满意足地凝视着粼粼波光，银色的月光均匀地铺洒在无尽的水面上。

时而，薄薄的水珠会轻溅到他那张轮廓鲜明的脸上，时而，依偎在他怀里的年轻美貌的社交新秀会送上甜甜的一吻，她那玲珑的曲线在深蓝色的夜礼服下清晰可见，这温润的夜晚、这凉爽的季风怎会不激荡起华服下少女的芳心？空中闪烁的群星和她颈下的钻石项链与纤细手腕上的钻石手链交相辉映。

她叫伊莎贝尔贝尔，一个响亮的名字，是亚历山大格莱汉姆贝尔的侄女，这名字意味着她足以支付起长途旅行的花销。

他呢，也许是名来自东海岸的阔少爷，出身于有四百年历史的名门豪富之家。不过从他那棱角分明的外型来看，他也许是“卡菲社团”的一分子，是名舞台或电影演员，或是名快乐的运动员。

没准儿他是名剧作家，多年来历经磨难，砍伐树木、与野牛搏斗、驾驶汽艇等等，这样的生活将他磨砺得通晓事故，于是他为普利策奖而写作——那些打动人心的文章描述了人与人之间的非人道，而且他决不会让好莱坞的那些极端分子破坏他的杰作。就是他，一位出身平民阶层的天才人物能与上流社会的精英亲切交谈，甚至相依相偎，可能还会像传言中的那样，在几个小时后偷偷地溜进伊莎贝尔贝尔的高级舱房，进行一些上流社会内部的“交易”

或许，他不过是一名前往某个热带岛屿的文雅侦探，去着手调查一桩卑劣的案件，在那桩案子里，邪恶的暴行欺侮了一名可爱无辜的白人妇女。

亲爱的读者，你刚刚所容忍的那些胡言乱语中，最接近事实的，无论你相不相信，就是最后一种。

那名靠在舷杆上的“英俊小子”看上去有些“意志薄弱”那就是我—一内森黑勒，一个在迈斯威尔街长大的穷小子，刚刚离开芝加哥警察局，受命调查一件棘手的案件，这案子能使芝加哥最高明的警探都为之摇头。我身上这套体面的白色夜礼服——连同那张昂贵的船票，抵得上我一年的薪水——是由一名圣徒般传奇的赞助人提供的，他也住在芝加哥。

出于私人目的，我竭力搭讪这位迷人的贝尔小姐。虽然，她对我的身份知道得一清二楚，绝不高估我的社会地位，却对我低俗的职业有着浓厚的兴趣，更何况我还是一名二十出头的美男子呢。

所以真相就是伊莎贝尔自降身份——那么，我呢？

我时刻记着我是在去往“伊甸园”的途中。

几周以前，一个老朋友突然打来电话，将我从芝加哥警察局一件缠人的工作中解脱出来。当时我正在调查飞行英雄查理斯林德波夫的儿子被绑架一案，那孩子才二十个月大。芝加哥的黑帮分子艾尔卡朋涉嫌卷入此案，他刚因逃税入狱，又在牢里大肆发表有关绑架一案的可疑言论。

所以一九三年三月的大部分时间里，我充当着芝加哥警方、新泽西州警方以及林德波夫三方之间的联络员，来往于新泽西、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调查着这案子的方方面面。

不过到了四月上旬，我所参与的挠头的早期调查已基本告一段落了（这部分我在上一本书中已经详尽描述过了）。正在这时候，我在林德波夫家里接到了一个电话，邀请我去沙迪餐馆共进午餐，这家餐馆坐落于曼哈顿演艺区的中心地段。能从案子让人厌烦的收尾工作中摆脱出来，我感到如释重负。

我把法拉利车交给门口的一名戴着红帽子的侍者后，又在另一名穿着红色制服的侍者引领下穿过大厅。大厅里有着高高的穹窿，光线十分充足。之后我被带到了餐厅，这里的光线变得十分柔和，四面是温切又不乏男子气的嵌板装饰，墙上还挂着栩栩如生、色彩生动的名人漫画像。

有些漫画像活了过来。在餐厅的最里面，乔治吉雷正在一名金发女歌手的陪伴下，对着盘中剩下的羊排发表着“颂词”玛尔特威温在一间橙红色的雅座中接待着他的爱慕者，一心一意地对着那些全神贯注的听众高谈阔论，他的听众大部分是迷人的年轻女孩子。巴巴拉斯坦威克，她那头浅棕色的秀发剪得像男孩一样短，不过依然和银幕上一样韵致优雅，此刻她正和一名秃顶的年长绅士边饮着酒边聊着天，那个人看起来像名制片商或经纪人。杰克达姆——难道他没有自己的餐馆吗？——一边吃着炸肉饼，一边与漂亮的姑娘调情。

可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人物既不是来自百老汇，也不是来自好莱坞，或是新闻界、运动场，而是来自遥远的“草原牧场”——芝加哥。他背着墙坐在圆形雅座的里面，面前白色的亚麻台布上不仅为他，还为另两位未到的客人摆好了餐具。

即使是坐在那里，他也相当引人注目，圆桶形的大脑袋，穿着未经整理的灰白色西装，松松垮垮的蝶形领结像只滑稽的活结一样晃来晃去；头发也是灰白色的，中间有些秃顶，厚重的额发像逗号似的悬垂在右眼前，这更突出了他那张粗糙的、沟壑纵横的脸。在这张脸上，那双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