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但这次不一样，爸爸扯掉那小子的衣服，叫人拿来大砍刀，用刀背揍那小子，每一下都像打雷似的撕裂空气，每一下都擦掉一层皮肤。那小子惨叫哭号，但罗爸爸壮实得像棵树，动作快得像阵风。天，罗爸爸，上帝，罗爸爸，可是啊罗爸爸，都是因为她想要我的ji巴，但我不肯给她，那小子说，结果罗爸爸更生气了。他踢翻那小子，揍他的后背、屁股和腿，用够了大砍刀，他解下皮带，拿皮带扣抽那小子。皮带扣打得那小子的后背、胸口和额头直冒血。母亲跑过来大喊大叫，但他给她脸上一皮带，打得她一个趔趄，转身跑了。人们纷纷出来看。他掏枪要杀人，但母亲跑过来用身体盖住那小子，哭着哀求罗爸爸，哀求被抢的女人，哀求安息在锡安山的耶稣基督。她抬出耶稣的名头，连罗爸爸都得避让。他说，养出这么一个逼眼儿崽子的女人也该吃子弹，他垂下枪口指着女人的脑门，但最后走开了。

牙买加劳动党在六十年代统治这个国家，但人民民族党对大家说更好的必定会来，赢得了1972年的大选。现在劳动党想要回这个国家，没有哪条法律说他们做不到，说他们不能这么做。下城区对外封闭，警察已在高喊宵禁。有些街道安静得连耗子都知道最好别露头。西金斯敦坠入火海。人们依然想知道劳动党有了哥本哈根城为什么还会失去金斯敦。有人说是因为雷马，那个地方夹在劳动党和民族党之间，投票结果不利于劳动党，因为民族党许诺腌牛肉、烘焙面粉和更多的练习册供孩子带去上学。带枪来贫民窟的男人带来了更多枪支，说除非雷马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小孩流血，否则他是绝对不会开心的。但两个党派都目瞪口呆地眼看着第三个党崛起，那就是你，你出现在中国杂货铺里的电视上，说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假如你不能帮助大众，那么你就不要这条命了。尽管你不住在贫民窟，但你在那里做了许多事情。我不确定你是怎么做的。也许就像低音，你看不见但能感觉到，能感觉到就会知道。但女人会自己开口，在自家后院会放开舌头，每拧一下她正在洗的衬衫和裤子就骂一句，说她受够了狗屎制度、各种主义和政治对立，说现在应该让大树见识一下小斧头了。但她不是说的，而是唱出来的，所以我们知道那是你。贫民窟里有许多人在唱这首歌，哥本哈根城，雷马，当然也包括八条巷。带枪来贫民窟的两个男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音乐袭击你的时候你无法还击。

我这种小子不唱你的歌。你说能感觉到就会知道，但我很久以前就没感觉了。我们听其他歌曲，战俘营节奏，做音乐的人买不起吉他，也没有白人送他们吉他。我们听和我们一样的人做的音乐，乔西·威尔斯来找我，我开玩笑说他是尼哥底母，夜间的贼。十三岁生日，他送我的礼物险些从我手里掉下去，因为枪的重量是另一种分量。不是沉重的分量，而是另一种分量：冰冷、光滑而坚硬。枪不会遵从你手指的命令，除非你的手能先证明它能驾驭枪支。我记得枪从我手里滑出去，乔西·威尔斯连忙跳开。乔西·威尔斯不喜欢蹦跶。上次一把枪掉在地上，结果轰掉了四根脚趾，他说着捡起枪。我想问这就是他一瘸一拐的原因吗？乔西·威尔斯提醒我是他教我怎么开枪打死意图不轨的民族党小子，很快就要轮到我保卫哥本哈根城了，尤其是敌人来自家里的菜色，而不是外面的甜点。乔西·威尔斯从来不像唱歌那么说话，不像罗爸爸也不像你，所以我哈哈大笑，他抬手打我的脸。不许不尊重唐，他说。我正要说你又不是唐，但想了想没说。准备好当个男人了吗？他问。我说我已经是男人了，但我话还没说完，他的枪口已经顶着我左边太阳穴了。咔嗒。我记得我拼命屏住，心想别尿裤，千万别尿裤，别弄得像个在憋尿的五岁小孩。

罗爸爸杀起人来总是迅速且毫不犹豫，就好像这个主意刚刚跳进他的脑海。但假如罗爸爸要在星期五杀你，那他肯定从星期一就开始掂量、琢磨和计划了。乔西·威尔斯不一样。乔西·威尔斯不思考，只会拔枪就射。我看着黑洞洞的枪口，知道他可以现在就杀了我，然后随便编

点瞎话告诉罗爸爸。也可能什么都不说。没有人敢打赌说他们知道乔西·威尔斯会做什么。他拿枪顶着我的太阳穴，另一只手抓住我的裤腰使劲一扯，直到纽扣崩开。我只有三条内裤，没有更多的了，不离开贫民窟就不穿内裤。乔西·威尔斯放开我的裤子，看着裤子掉下去。他上上下下扫了一圈，然后抬起头，对着我露出微笑。你还不是男人，但很快就是了，用不了多久。我会让你成为男人，他说。你准备当一个男人了吗，他问，我以为他指的是政治意义上的男人，就像迈克尔·曼利常说的，你想要更美好的未来吗，同志？所以我点点头，他转身走开，我跟着走下街道，路上没人开车，因为子弹不长眼睛，路边没有房屋，只有为了修建更大安置房的沙子堆和水泥垛，但政府不会破土动工，因为我们是劳动党。

我跟着他沿这条街走到它似乎到头的地方，也就是东西横贯金斯敦的铁路线上。来到铁路旁，我们往南走了那么远，再也没有东西挡住大海了。金斯敦能够自我闭拢，到最后你虽然就住在海边，却会忘记你身在